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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有理:少年毛泽东的反叛性格解析
来源: | 作者:sfeweb | 发布时间: 2013-05-12 | 5317 次浏览 | 分享到:
毛泽东是高度赞扬造反精神的。他对自己一生的“无法无天”是极为欣赏的。因为他始终认为,革命的秩序才是最正常的秩序。

文章摘自《毛泽东》 作者:李锐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造反有理:少年毛泽东的反叛性格解析


毛泽东年轻的时候

毛泽东在韶山度过的岁月,是同贫苦农民生活在一起的,他自幼受母亲影响,同情受苦受压迫的人,家乡至今还流传一些他接济穷人、支持农民反抗地主的故事。他同斯诺谈到1910年长沙饥民抢米暴动遭到官府镇压,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始终忘不掉”。关于1866年当地一个哥老会首领彭铁匠造反,因而被捕斩首的故事(同斯诺谈彭铁匠造反被斩首事,时间上有误,据考证是1866年。),他与同学们议论,“都同情这次起义”,觉得彭铁匠“是一个英雄”。这样一个农村少年,自然喜欢读《水浒传》这类书和喜欢齐天大圣孙悟空了。

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说到他看这些小说时的感触,他说:“有一天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这个想法同他的农家生活有密切关系,也同他自幼具有的反叛精神分不开。因此,在众多中国小说当中,描写并且颂扬一伙打家劫舍的强盗的《水浒传》,这里面有打鱼的、打铁的、种菜的、卖膏药的,以及各色各样的普通百姓,就使他特别感兴趣了。再加上他异乎寻常的思考能力,终于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来。这意思,后来在延安看了杨绍萱、齐燕铭根据《水浒传》故事改编上演的京剧《逼上梁山》之后,他写信给两位编剧者说得更明确:“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毛泽东是高度赞扬造反精神的。他对自己一生的“无法无天”是极为欣赏的。因为他始终认为,革命的秩序才是最正常的秩序。在延安为庆祝斯大林60寿辰的讲话中,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概括为一句极简单的话,就是“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兴起,这句话成了最重要的动员口号,红卫兵们自称“造反派”,别人也叫他们做“造反派”。毛泽东这时谈论《水浒传》时,曾大不满于宋江的投降、招安,说宋江“搞修正主义”。他对宋江、高俅之间的斗争性质,也是用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但他似乎忽略了一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农民不是一个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农民起义,不可能反皇帝制度,最多只是推翻一个旧皇帝拥戴一个新皇帝。皇帝为了自己地位的稳固,有时也反对鱼肉人民过甚的贪官。在反贪官的问题上,皇帝和宋江是一致的。宋江杀贪官,为民除害,其实也是为君除奸。说宋江受了招安,也可说是一种反贪官的反抗胜利,谈不上什么“投降变节”的。农民小生产者的眼光,超越不过时代的限制,他们即使造反成功,历史告诉我们,也不过是自己来当开国皇帝罢了。因此,说宋江搞修正主义云云,是超出历史可能去要求《水浒传》,本身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了。这个基本道理,在毛泽东已出版的著作中,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思想中,本来是明白无误的。这里,从少年毛泽东的反叛性格,顺便谈到他晚年“造反有理”和评论宋江的问题。

这时,韶山回来了一个新派教员,名叫李漱清,法政学校毕业,办过学校,为人正直,爱打抱不平,尤其激烈反对迷信,主张废庙宇、办学校,开发民智。毛泽东很拥护这个新派人物,经常去他家,向他借书看,请他修改作文,听他讲述时事。他也很器重毛泽东并劝说毛顺生多让儿子读些书。1925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政治周报》时,曾邀请李漱清去广州协办周报。李漱清的儿子李耿侯,是毛泽东在韶山建立党组织时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后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在战争中光荣牺牲。

少年毛泽东的心灵受到的一次最大震动,是1910年长沙几万饥民的“抢米”暴动。1909年,湖南滨湖各县发生大水灾,长沙、湘潭、宝庆、衡阳等县也发生虫、旱等灾。1910年春,奸商、豪绅乘机囤积居奇,如王先谦、叶德辉(王先谦(1841—1917),湖南长沙人,清同治进士,汉学家,编著书籍数十种。叶德辉(1864—1927),湖南长沙人,清光绪进士,以收藏和校勘古籍有名。从戊戌变法时期起,王、叶即为湖南顽固党的首领和民愤极大的劣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叶破坏农民运动,1927年被革命政府判处死刑。)等家积谷上千石、万石;巡抚岑春蓂也勾结外省奸商和英、美、日等外商,偷运谷米出省,因而引起米价飞涨。广大劳动人民粮绝食断,无以为生。4月中旬,终于在长沙城爆发了群众抢米事件。在连续几天之中,几万城乡饥民捣毁了抚台衙门,英、美、日、德等国领事署和洋行、趸船、堆栈、教堂、医院,以及为豪绅所把持的学校,也多被焚烧或砸毁。岑春蓂调遣军队残酷镇压,群众死伤近百人。为了平息民愤,清政府事后被迫将岑春蓂等革职,王先谦、叶德辉等“降级调用”,“革去功名”。这个大暴动波及湘潭、益阳和滨湖各县,饥民纷纷聚闹大户,吃“排家饭”。韶山也发生了穷人“吃大户”的事情。在这以前,韶山农民的秘密组织哥老会(哥老会(以及青帮、在理会等)是在清初形成的民间秘密团体,组成分子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曾经同地主发生冲突,为首的一个铁匠被杀害了。这些惊人的事件,在毛泽东的同学和友伴中引起了议论和同情,但只有他进一步认识到这同大家的生活都有密切的关系。韶山许多农民过着挨饿受冻的日子,有的因无钱治病而死去,有的为生活所逼而投塘、上吊。这些耳闻目睹的惨象和群众的自发斗争,在少年毛泽东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埋下了最初的反叛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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