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虽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在春秋战国之时周王室日趋没落，封地产权也逐渐转移到了诸侯自己手中。楚国是靠当地人自己开拓，然后获得周王朝认可的一个区域，而且在诸侯中最早称王，对周天子的认同感是最弱的。而且，古已有之的对血缘关系的推崇——比如后世帝王将相甚至于略有发达者都喜欢寻根溯祖给自己找个神一般的祖先。再者，在《离骚》开篇即对自己的身世进行自陈，认定自己是高阳之后的屈原，所生发的感情便是家的感情远大于国的意义。对于，楚国在屈原眼中家业的意义实在是第一位的。

提到屈原，大家就想到爱国主义就想到端午节，实在是两千年来的一个谬误

《史记屈原列传》开篇写道：“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言之凿凿地明说了屈原是楚国王族出身，属于王族参政，对楚王也是抱着同根同祖的心思来辅佐。王族参政向来有高压线，事情干好了不可能再有大的升迁，稍有闪失，就得被暗算一把，有苦难言。远者如屈原，近者如恭亲王奕等，概莫能外。

屈原是楚国的贵族，这个非常特殊的身份，楚国就是他们家，所以他跟楚国之间的关系，他跟楚国王室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他不能像那些不是出身于王室的人那样到处乱跑，所以屈原和楚国的这个关系里边有种必然性，里边蕴含着屈原的悲剧。如果你完全跳脱开屈原跟楚国宗室之间的关系来谈屈原的爱国主义，我觉得把问题简单化了。战国后期了，非常混乱，天下大乱，这些人都是到处乱跑，但是屈原他不能乱跑，是因为他的出身，因为他有一个特殊角色，他逃不掉他的角色。

古人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在天的下面，所以叫天下。天圆地方，秉承以中原为中心、华夏族为主干的统一观，人们已经确信，在中国之外再也不存在比中国更强大、富饶、文明的国家了。其他国家的君主和人民如果不对中国称臣纳贡、接受赏赐，就只能自外于华夏声教，甘心为夷狄了。到秦朝统一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的地盘是中国。中国这个概念虽然逐步扩大，但处在中原的地方毕竟比较重要，而且这个概念也在不断变化。

在屈原那里，家、君、国亦三位一体。屈原上可与比干、微子，下可与朱耷相比，他们都是皇室同姓同族。在他们看来，国就是家，君就是家长；因此，国仇＝家仇。对于屈原到底是该死还是该明哲保身，历代文人士大夫争讼不已。我们且抛开其死合理与否不说，仅从恋家（楚王室）角度指出其局限性与狭隘性。屈原之爱国，集中体现为忠君；为什么忠君，又因为恋同姓之家。

楚国从立国所追求的也是从称霸一方开始，直至后来庄王争霸、饮马黄河问鼎周王室的时候，仍然是想融入中原文化圈并且能够居于上风地位。国界之外的争霸如此，那么国界之内忠君事主之人，在这个观念指挥下，他的眼界能够超越时空来爱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吗？真要附会屈原爱国的话，也无非是爱的属于熊姓的一方土地而已。从国家的概念演进来说，随着西方地理观念的逐渐输入，中国人对于世界和天下的观念逐渐改观，直到近代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等概念。当下所做的屈原爱国的解释，就是基于这个概念进行的再解读，是后人在借屈原这杯酒在浇自己胸中的块垒。

那么，如果仅仅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屈原及其诗作所留给后人的文化意义实在太少了。而且作为第一个有姓名可稽，开创了“楚辞”流派的伟大诗人屈原，如此进行小家子气的解读，实在也说不过去了。到底需要如何理解屈原及其文化意义呢？

屈原悲剧的背后，是社会大变革的动荡开始

春秋战国是社会急剧动荡的大时代，从西周开始建立几百年的分封制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旧的社会因素不断衰退、消亡，新的社会因素不断地萌芽，这种激烈地碰撞过程中，不光将社会推向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境地。也让人的思想观念遇到前所未有的考验。

西周封建社会动摇的内在原因是封建制度本身发展过久，通过分封制产生的贵族阶级的人数一天天地增加，互相冲突排挤，它的结果使得贵族阶级的人许多急剧地降入下层社会。这使下层社会的民众慢慢能够积蓄力量颠覆贵族阶级。贵族阶级的政权也下移到少数的拥有实力的中下层人物。而且商业的兴盛，让社会资源重新分配土地渐渐集中，竟然出现了没有封土的大夫和无禄的公子公孙。阶层上下流动加速的社会，肯定在酝酿着一场大变革。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从封建分权的王国时代进入了专制集权的帝国时代。

贵族阶级没落之时，诸侯争霸，他们为扩充或保卫疆土，就必须扩充财源、动员人力，而财源和人力分别掌握在贵族手中。作为君主，如果想保持其权力，就必须拥有他自己的资源、军队和职官，必须将分散在各贵族手中的财力和人力夺取过来，更需要集中权力。正是这种连绵不断的战争，促使各国都在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