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败后，“垦荒团”失去了保护和依仗，于是就像我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大逃亡开始了”。

我去的“垦荒”村庄位于日本中部。我和那些当年被卖到中国人家做儿媳的日本老太太聊天，也查了不少文字资料，发现像多鹤这样的女孩比比皆是。还有更具有戏剧性的故事，我怕它们太影视化而不愿意写。当然，我这篇小说是虚构的，和史实夹杂在一块儿，我还让故事发生在我父亲‘文革’期间劳动改造的马鞍山，那里都是东北调去的工人，所以即使虚构，也可以把细节写得比较自信。

我对于那个村子里的日本老太太也很惊异。她们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嫁的都是中国男人，可还是讲不好中国话。我觉得她们从骨子里是为自己的民族和文化骄傲的。从姿态到说话看，她们都是日本人，但村里人却说她们很中国化。假如没人告诉你，你只会觉得某人很怪，觉得她走路怪，说话少，可能会想到这人有生理缺陷，精神不太正常，但你绝不会想到她是外国人，特别是多鹤这样外形跟中国人无太大差别的人，特别是在工厂区这样成分单纯的群体里。

多鹤并没有完全被中国人的施舍、宽容所感化，悄悄说日本话是她唯一能用来跟小环、张俭争夺孩子的秘密武器，因为日本话是她和孩子的骨血纽带，是她和他们真实关系的证据，也是孩子真实身份的证据。孩子只有保存了他们真实身份的证据才可能追根溯源，有了根源多鹤才能不失去他们。没有任何母亲不自私。多鹤最后才融入了中国，恰是她该离开的时候。在我了解的日本“垦荒团”的女人中，有些最终也没回日本，因为她们的孩子都在中国。

为什么写《第九个寡妇》这样的小说呢？因为我听到过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河南西华县，二十几年前听我前夫的大哥讲过这个故事，他当时也看过这个案子的卷宗，我当时听了觉得非常非常震撼。

不仅有传奇性，在当时来说，是能够使你对一个国家、一段历史认识的故事。当时我并不觉得有文学的审美价值。这么多年以后，我觉得这个故事始终是在我的记忆里萦绕不散，我就想我应该写这个故事。2003、2004年我两次去河南农村，我问他们，你们听说过这个故事吗？他们说当然了，就在我们附近。

从土改镇压躲起来是1950年代初，到出来是地主政策落实是1978年底，一共是20多年。这个故事原始是1970年代的时候，事发了，这个地主连病带吓死在监狱里了，这种结局我不太喜欢，就改成了现在小说的结局。后来他们带我看了藏地主的红薯窖，当时连着两个月下大雨，红薯窖就塌了，窑洞也塌了，但是可以看出当时的样子。我回来就跟我大哥说，我去参观了，他说不对吧，这个故事发生在西华县黄泛区。

原来河南有两个这样类似的故事，一个是姐姐藏的弟弟，另外一个是全家人藏的老父亲，后来就说生产队长知道，村里一些人知道，也帮着一起障眼法。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是带有很强烈的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