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破郢都的秦将白起和排挤屈原的上官大夫靳尚，便都是通过这种社会改革走上政治舞台中央的角色，而且这些人由于是从下层混起来的，对于利益将锱铢必较，天天与香草为伍的屈原看来，这种蝇营狗苟的事情是难以接受的。对儒家思想接受颇深的屈原，也难免会有孔子一样“礼崩乐坏”的感喟。

理想化制度死亡的时刻，屈原不得不死

屈原情结根源于周公所创立、孔子所维护并宣扬的以孝、忠为核心的爱家、尊上、护国的礼乐原则。在周公那里，这种原则只是一种草创。它把家族内部每个人对族长的爱戴、服从规定为神圣的责任和义务，并以严密的等级制和强化了的个体（在下者、为卑者）牺牲精神，来保障其实施。在生产力十分低下，又以武力初取殷纣天下，诸侯虎视眈眈，族内亦觊觎王位者之时，礼乐原则有极实用的功能。此后，这种由强制而形成的凝聚力、向心力，逐渐内化为周族成员乃至天下人的自我律令，使执政之初“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周公度过了艰难时世。

战国以降，刺客、门客、侠客、布衣卿相等下层人士将礼乐原则的铁幕捅破。这帮人崇黄、老、荀、杨、韩，鄙视周、孔、孟，将实现自身价值当作最终目标，而不再维护在上者、为尊者的利益。争霸迭起，春秋无义战，浮现在上层政治的，只是些杀伐战争，诡谲欺骗，粗糙暴戾，代表堕落的贵族。不讲原则、不讲规则的流氓精神、痞子精神，将贵族精神逼仄到了一个最不堪的境地。 

清华大学四大导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术与知识分子精神的一座丰碑。

王国维在其《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试图解释这位古代诗人之死：“屈子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非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看起来，屈原“不能易其志”的“志”，与王国维“义无再辱”的“辱”，是使他们两位走向绝路的原因。当然，王国维最后也选择了与屈原类似的弃世方式。与其说屈原投江所悼亡的是一个君臣不济的楚国，更不如说是为式微的贵族精神殉道。

屈原是领导人民报仇的革命家

今人对屈原的理解，基本上以郭沫若的观点为依据。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疑古”思潮下，国内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屈原真伪论”，从廖平首倡“史无屈原论”开始，何天行、卫聚贤、许笃行等纷纷对这个说法做了响应，胡适更是迈进了一大步，认为屈原是“箭垛式”的人物，是后代儒生拼凑成的文学和伦理的“箭垛”。建国初，学者朱东润沿袭胡适说法，于1951年3月至5月，作《楚歌及楚辞——楚辞探故之一》等四篇论文探讨屈原问题。朱氏以后，国内便再也没有人讨论“屈原否定论”这个话题了。

闻一多、郭沫若、陆侃如等人，则进行了反击，闻一多写出了《人民的诗人》：“尽管陶渊明歌颂过农村，农民不要他，李太白歌颂过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为他们既不属于人民，也不是为着人民的。杜甫是真心为着人民的，然而人民听不懂他的话。屈原虽没写人民的生活，诉人民的痛苦，然而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但是在这条路上走得最激进对当代影响最大的便是郭沫若了。

在写《屈原》话剧之前，郭沫若已经解决了屈原两大形象的识别问题。其一，定屈原为伟大的爱国者；其二，把屈原作为孔子“仁政”的代表人物。他的爱国形象与主张仁政的形象是一致的。因为，他想以楚国为中坚力量，在六国推行仁政来统一中国，从而与“虎狼之秦国”的武力统一中国区分开。而他一生的拒秦之举，恰恰与中国的上世纪40年代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大形势相仿，所以，才有了郭沫若要写《屈原》一剧的时代需要与革命动力。

郭沫若对于屈原的诗人地位和爱国者身份的确立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毛主席说中国人都是诗人屈原的后代

1941年，郭沫若联合田汉、老舍、茅盾等文化名人，在重庆发出倡议，把端午节定为“诗人节”，专门纪念屈原。此举在文艺界、史学界、教育界等各行各业得到响应，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纪念活动。1953年，中国派代表团出席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于会议期间大力倡导在世界范围内宣传屈原。最终，屈原与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作家及民族运动领袖何塞马蒂被定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解放后相当长时期,对屈原的评价多有反复,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个人主义,特立独行的个性和南方空想家、预言家的角色被淡化,或者说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主体意识被漠视。屈原虽然一度和毛泽东分别被描绘是所谓“革命浪漫主义”的先行者和当代最重要的实践者,六十年代中期始,屈原还被普遍地被视为“进步的”法家政治家,新兴地主阶级在反对旧奴隶主贵族统治斗争中的“现实主义”代言人。进行了近三十年的屈原有无论的争论也基本上销声匿迹了，一场本来很可观的一场学术争论，在国家动荡和意识形态争执之下，终于成了一场知识分子绑架知识分子的造神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