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活着，便有一切。只有活着，而且写作，便也拥有未来。因此，中国作家通常不大采取这两位大师的极端做法。

七十八年前的初夏，阴历五月初三，想不开的王国维，转了两圈，看看周遭无人，一头栽进颐和园昆明湖。

那时，颐和园门票巨贵，要大洋一元，因而游人甚少，待救起，已断气。毛泽东有诗云，“莫笑昆明池水浅”， 那里的水并不深，王跳进去，便一头扎到底。事实上并非溺毙，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满七窍，窒息而死。

呜呼，一代学人，草草一生，就这样于污泥浊水中逝去，时年五十一岁。从他身上，翻出一纸遗书，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有人说，他这个“辱”，为死殉清廷，效忠逊帝；也有人说，他这个“辱”，与他亲家罗振玉有些什么纠葛。但不管什么缘由，当时及后来，咸认为不值得。

凡跳井投河，凡没顶自沉，用这种办法结束自己生命者，多为女性，多为弱者。屈原也好，李白也好，王国维也好，稍后一点的老舍也好，作为软弱的知识分子，在压力下，在羞辱下，在无路可走，无以为生的绝境之中，这是最无奈，也是最无能的选择了。

自王国维之后，自老舍之后，迄今为止，还不曾发生过别的什么作家诗人，什么教授学者，想法淹死自己的类似事情，这，当然很令人鼓舞。

我想，可能一，赶上了盛世；可能二，大家都不再那么想不开。知识分子天性的软弱，也许没法改变，但拿定主意不死，却是可以咬咬牙坚持住的。这一点，相当重要。

每次逛颐和园，走到排云殿的西边，石舫的东面，就会遗憾王国维之缺乏这点认识。既然是“再辱”，先前必有“初辱”，既然发生过“初辱”，领教过“初辱”，忍受过“初辱”，那么，这个“再辱”，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辱”过和没“辱”过，有质的不同，“辱”过一次和“辱”过多次，则是量的不同。无论什么“世变”，无论怎样“再辱”， 完全没有必要一死了之。

因为从历史的，传统的，薪火相传的文化角度来衡量，这样一位精通中学，深谙西学，擅长甲骨文，兼及诗词美学方面的高深造诣，为中国文人中的佼佼者，作出贡献的王国维，并非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之流。他跳进昆明湖，这扑通一声，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人真正称得上学富五车的时代，也就宣告结束。从此，有学问的文人，凤毛麟角，而“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半瓶醋的文人，“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草包化的文人，形成中国文化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