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时我因为熬房子，在机关里熬，一熬房子二熬级别，我也会成为一个房奴，那个房奴变成了单位的奴隶，双重奴隶。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的是做自己的事情，没有考虑房子。即使到了今天，我还是选择我要做的事情，谁拦谁就靠边站。一旦做事情，三心二意很难处理，人同时有5个目标要协调会非常困难，你只能做一件事情，全力以赴地做下去。

用中国方式吃饭，用纽约方式做生意

我性格里面，有许多东西方交融的东西。

东西方的传统，或者准确地说，东西方的价值观，没有优劣对错之分，都有一部分普世的价值观在里面。东方的价值观发源于中国，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现在在新加坡那里，被称为“新亚洲文化”，有很多诠释。我发现，无论哪种诠释，归根到底，都是从做人的角度来讲的，而西方的价值观则更倾向于从做事的角度来规范。

具体到我个人，我做事比较喜欢西方的价值观，做人喜欢中国的价值观。比如，我在纽约见一个老板，用中国方式吃饭，用纽约方式做生意。做事按纽约方式做，像用最贵的律师、中介、会计师，如果不用这些好的中介服务，就证明你没有诚意，光吃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当然，到最后，律师什么的基本都用不上，全部是两个人解决。这就是纽约方式做事，中国方式吃饭。

有一次，因为生意上的来往，双方闹得不太开心，很多纽约人说你应该起诉，我却用中国方式决定不起诉他。我说我看重的是未来，这些事情上，从一个历史长河的角度来说，这点过节很好，有助于加强双方了解，这是中国人的道理。那些纽约人发现东方人想问题跟他们不一样，纽约人说要起诉，证明你正确，没准能获赔，当然输了官司要花钱。但东方人把人的是非看得很模糊，是把时间拉长了来看是非的。时间拉得长是非就开始变，昨是今非，此是彼非，比如在西方，礼服露肩膀叫礼服，是礼仪，但是在中国传统里，露这么多是“非礼”，在美国是“是”的，在中国是“非”。

所以中国人处理事情，讲究中庸、和平、宽恕、相反相成，通过“是”看待“非”，通过“非”找到“是”，这样一种文化习惯，我称之为“是非相对性”。另外，像讲成本之前的成本，利润之后的利润，也都是用这种方法判断的。和人打交道也是，教人学会让而不是学会争。这就是中国文化，虽然看着吃亏，其实是有大智慧在里面的。

不争是最大的争

中国人这种拉长时间看问题的方式很有辩证的眼光，比如在争与让的问题上，就认为不争是最大的争。

为什么不争是最大的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跟人做生意能挣10块钱，砍砍价最后能挣到15块钱，结果人家觉得你这个人矫情，以后不来找你。如果你不砍价，很爽快，过两天他可能还会来找你，因为他觉得你痛快。如此一来，形成长期合作，远比第一锤子买卖挣15块钱要划算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