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林则徐对战略形势有诸多误判，但在战争爆发后，林则徐如同传统的清流士大夫一样，开始为自己辩解。

1840年7月4日，林则徐在一封奏折中称，英军北犯的消息自己已经知会浙江、江苏，8月7日，林则徐在奏折中称沿海各省自己都已发文通知。同年12月22日，林则徐在给姻亲的信中说：“屡次奉请敕下各省督抚严密防堵。”1842年9月，林则徐在给朋友的信中进一步说：“英夷兵船之来，本在意中，徐在都时面陈姑署不论，即到粤后，奏请敕下沿海严防者，亦已五次……”（据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单就林则徐这番自我表述而言，林则徐似乎对战争早有预料，并且还屡次向同僚和皇帝发出预警，不过，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林则徐在书信及日记中的这番自我辩护，只不过是传统士大夫惯常的操作手段，显示出林则徐作为“清流”士大夫的一面。

林则徐被流放以后，或许已经意识到清政府的落后，但这个层面也仅止于器物层面，并且复起以后，也从不公开谈论自己在广州时所了解到的外部世界，林则徐曾对友人提起清朝应使用“大炮”，但末尾仍叮嘱朋友“幸勿以示他人，祷切，祷切。”（据林则徐：《致姚椿、王柏心》，《林则徐新疆资料全编》）

尽管提出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言，但在名誉与官运面前，林则徐却不能舍弃一切为国报销，这似乎也与“开眼”相去甚远。

结合以上论述，不难发现林则徐并未开眼看世界，从他写给英国国王的信到他处理外商的政策上看，他均未受到西方情报的影响。事实上，林则徐所采取的方针策略，并未超出传统士大夫的行为方式。

林则徐在对待世界的问题上，其实与琦善等人并无不同，基于传统的三点假设：即中国在战争中占优势；中国善于使外来民族“开化”；中国有贵重商品可使外国人接受纳贡地位。（据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林则徐和他的同僚们都坚持“以商制夷”的策略，即便到1840年4月，鸦片战争爆发在即，林则徐仍在议论“驭夷不外操纵两端，而操纵只在贸易一事。”（据王开玺《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制夷思路探论》）

回到本文之初，林则徐组织人翻译了《国际法》，若他能真正“开眼看世界”，注意到国际法中国与国交往的原则，也许就不会坚持“以商制夷”这样的观念了。

结语：

抛开政治史程式化的叙述，仔细审视晚清历史，不难发现林则徐并未“开眼看世界”，今天仍称其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是对历史的误读，只会让今人远离真实的林则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