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活着，便有一切。只有活着，而且写作，便也拥有未来。因此，中国作家通常不大采取这两位大师的极端做法。

七十八年前的初夏，阴历五月初三，想不开的王国维，转了两圈，看看周遭无人，一头栽进颐和园昆明湖。

那时，颐和园门票巨贵，要大洋一元，因而游人甚少，待救起，已断气。毛泽东有诗云，“莫笑昆明池水浅”， 那里的水并不深，王跳进去，便一头扎到底。事实上并非溺毙，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满七窍，窒息而死。

呜呼，一代学人，草草一生，就这样于污泥浊水中逝去，时年五十一岁。从他身上，翻出一纸遗书，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有人说，他这个“辱”，为死殉清廷，效忠逊帝；也有人说，他这个“辱”，与他亲家罗振玉有些什么纠葛。但不管什么缘由，当时及后来，咸认为不值得。

凡跳井投河，凡没顶自沉，用这种办法结束自己生命者，多为女性，多为弱者。屈原也好，李白也好，王国维也好，稍后一点的老舍也好，作为软弱的知识分子，在压力下，在羞辱下，在无路可走，无以为生的绝境之中，这是最无奈，也是最无能的选择了。

自王国维之后，自老舍之后，迄今为止，还不曾发生过别的什么作家诗人，什么教授学者，想法淹死自己的类似事情，这，当然很令人鼓舞。

我想，可能一，赶上了盛世；可能二，大家都不再那么想不开。知识分子天性的软弱，也许没法改变，但拿定主意不死，却是可以咬咬牙坚持住的。这一点，相当重要。

每次逛颐和园，走到排云殿的西边，石舫的东面，就会遗憾王国维之缺乏这点认识。既然是“再辱”，先前必有“初辱”，既然发生过“初辱”，领教过“初辱”，忍受过“初辱”，那么，这个“再辱”，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辱”过和没“辱”过，有质的不同，“辱”过一次和“辱”过多次，则是量的不同。无论什么“世变”，无论怎样“再辱”， 完全没有必要一死了之。

因为从历史的，传统的，薪火相传的文化角度来衡量，这样一位精通中学，深谙西学，擅长甲骨文，兼及诗词美学方面的高深造诣，为中国文人中的佼佼者，作出贡献的王国维，并非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之流。他跳进昆明湖，这扑通一声，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人真正称得上学富五车的时代，也就宣告结束。从此，有学问的文人，凤毛麟角，而“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半瓶醋的文人，“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草包化的文人，形成中国文化的主流。

我一直认为，王国维选择这一天自杀，是受屈原的影响。他之订于初三死，而不是初五死，是这位学人的谦逊，他太崇拜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诗人了。距今二千二百八十三年，阴历的五月初五，屈原用的方法，与王国维的方法相同，也是扑通一声，跳进汩罗江，结束自己生命。

王国维在其《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试图解释这位古代诗人之死：“屈子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非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看起来，屈原“不能易其志”的“志”，与王国维“义无再辱”的“辱”，是使他们两位走向绝路的原因。

其实，有什么想不开，过不去，解脱不了的心结呢

不就是将他从左徒的高位，黜降到三闾大夫，地位大不如前吗？不就是将他流放汉北，流放江南，精神大受打击吗？不就是再也管不了内政外交的大事，手闲得发痒吗？不就是得不到帝王的知遇之情，心里感到空空荡荡的吗？唉，这就是诗人的弱点了，像一个玻璃杯，装着他极其充沛，极其丰足，也极其来得快的感情，可是，沸点极低而易激动，韧性极低而易沮丧；耐力极低而易泄气，稍一不慎，就会爆裂破碎。

近人有一幅《屈子行吟图》，我觉得那位画家，根本没领会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描写：“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只画前一句，昂首迎风，神色傲倔，衣衫飞扬，落拓不羁。未画后两句，其实诗人极其失落，极其郁闷，一个想不开的要自杀的人，是潇洒不起来，飘逸不起来的。

此时此刻的诗人，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在湖边江畔，在水乡泽国，无所傍依，到处流浪。一位渔夫将他认了出来。“啊呀，您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狼狈成这个样子？”

“我被流放了！”

流放二字，对后来的中国文人而言，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可能战国时期的楚国，初次这样收拾文人，让屈原赶上了，他有点受不了。

渔夫当然要问：“这是为什么呢？先生！”

屈原说他被流的原因：“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渔夫劝说他：“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