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中，中国女性一直被困在家庭之内，越来越内化，成为家庭的附属品。这种内化的过程是不断实现的，以婚姻为例，中国女性在唐以前可以和未婚夫接触，但后来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在一个既没有希腊罗马型聚餐会，也没有欧洲后期经常举办舞会的社会中，女性逐渐被异化，其被作为附属品和家庭装饰品的程度越来越深。

波伏娃在形容传统婚姻家庭制度时认定：“这种制度的唯一目的就是将女性限制在社会之外。”这种限制促进了男性在社会上占据绝对优势。女性在社会中陷入恶性循环——社会化越困难刺激女性被迫走向家庭，寻求成为家庭一份子，更多女性进入家庭进一步刺激女性从社会化过程脱离，这使社会更加不接受女性社会化，最终导致女性难以社会化。

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女性始终保持了高度社会化，根据社会要求不断进步，从而更好的介入社会，甚至最终影响社会风气。从历史来看，春秋时期就有齐国进女乐于鲁国，使得孔子离开鲁国。到了唐宋，梁红玉从军足以让人们感受到女性社会化的身份如何跨界影响其他领域。明清时期，总有娼妓救国的故事。晚清时期，娼妓有机会优先接触外国人和外国文化，使得娼妓在和国外接触的程度上远高于普通人——于是才有孽海花的故事。

民国初期的交际花，在和男性接触时需要接受西方礼仪。

这种由娼妓所带动的女性社会化，对民国初期的女性很有影响力。女性如何在社会上生活需要依赖前代女性的行为作为参照。民国初期的交际花，在和男性接触时需要接受西方礼仪，更要借鉴传统社会中抛头露面的女性的行为习惯。

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对佳人的预设，特别是对佳人才华的设置，这不符合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更接近于这些娼妓所体现的特色。这就是所谓“女性社会化的双重影响”，一方面社会影响女性学习男性，另一方面则是男性会以社会化女性为准绳来要求其他女性，从而推动女性整体走向社会化。

传统社会中，对女性的束缚不断增加，娼妓的社会化无疑是一种另类，这避免了女性完全无法社会化的尴尬，形成了许多独有的中国式传统。

柳如是“秦淮八艳”之一，她不为各种险阻追求自己爱的人和自己的幸福，这无疑会晃动压制女性的封建道德意识。

传统社会对女性道德的认识基于《礼记》中的“三从四德”，整个中国社会都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这种道德构建为每个人构筑了复杂的行为准则，违反就会受惩罚——被社会抛离。而被社会抛离，就无法分享社会资源和权力。（韦伯语）但是，娼妓的存在本身就是这个道德行为体系里的异己力量。

娼妓制度在儒教统治之下不断昌盛，士大夫一直是娼妓的顾客。历朝历代政府都多次重申不准官员前往妓馆，但效果欠佳。明朝多次严令官员不许狎妓，但钱谦益，冒辟疆等官员仍是秦淮河畔的常客，更娶回艳名远播的名妓回家。

这种异己力量的存在并未降低社会道德，而是对道德控制的反动，这是一种本能，因为“极端高标准的道德要求本身，是一定会遭受到无视。”（马克思韦伯《支配的类型》）这种道德要求，必然性会转化成一种权力相争。而“道德的平均水平，反而会因为这种道德无人可以达到而降低到很低的水平。”（同上）这说明了，无论有没有这些妓女，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本身决定了，这种道德崩溃必然发生。

在所有道德崩溃的现象中，娼妓文化显然是最为文明的一种了。中国的娼妓文化强调技艺和才学，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较为低水准但绝不至于无底线的性道德。底层社会中大规模的强奸罪行也因为娼妓文化得到缓解。正如罗素在《婚姻与道德》之所言：“娼妓制度有保护良家妇女之作用。”

    结束语：尽管娼妓为旧时代的女性带了部分益处，但必须指出，娼妓制度本身并非出于女性意愿，只是因为男性社会有所谓的“需要”才产生。反思娼妓文化，不能将女性作为打击对象，而应该反思谁让她们不得不从事这份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