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化制度死亡的时刻，屈原不得不死

屈原情结根源于周公所创立、孔子所维护并宣扬的以孝、忠为核心的爱家、尊上、护国的礼乐原则。在周公那里，这种原则只是一种草创。它把家族内部每个人对族长的爱戴、服从规定为神圣的责任和义务，并以严密的等级制和强化了的个体（在下者、为卑者）牺牲精神，来保障其实施。在生产力十分低下，又以武力初取殷纣天下，诸侯虎视眈眈，族内亦觊觎王位者之时，礼乐原则有极实用的功能。此后，这种由强制而形成的凝聚力、向心力，逐渐内化为周族成员乃至天下人的自我律令，使执政之初“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周公度过了艰难时世。

战国以降，刺客、门客、侠客、布衣卿相等下层人士将礼乐原则的铁幕捅破。这帮人崇黄、老、荀、杨、韩，鄙视周、孔、孟，将实现自身价值当作最终目标，而不再维护在上者、为尊者的利益。争霸迭起，春秋无义战，浮现在上层政治的，只是些杀伐战争，诡谲欺骗，粗糙暴戾，代表堕落的贵族。不讲原则、不讲规则的流氓精神、痞子精神，将贵族精神逼仄到了一个最不堪的境地。 

清华大学四大导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术与知识分子精神的一座丰碑。

王国维在其《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试图解释这位古代诗人之死：“屈子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非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看起来，屈原“不能易其志”的“志”，与王国维“义无再辱”的“辱”，是使他们两位走向绝路的原因。当然，王国维最后也选择了与屈原类似的弃世方式。与其说屈原投江所悼亡的是一个君臣不济的楚国，更不如说是为式微的贵族精神殉道。

屈原是领导人民报仇的革命家

今人对屈原的理解，基本上以郭沫若的观点为依据。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疑古”思潮下，国内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屈原真伪论”，从廖平首倡“史无屈原论”开始，何天行、卫聚贤、许笃行等纷纷对这个说法做了响应，胡适更是迈进了一大步，认为屈原是“箭垛式”的人物，是后代儒生拼凑成的文学和伦理的“箭垛”。建国初，学者朱东润沿袭胡适说法，于1951年3月至5月，作《楚歌及楚辞——楚辞探故之一》等四篇论文探讨屈原问题。朱氏以后，国内便再也没有人讨论“屈原否定论”这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