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财产权的缺失正是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重要因素。白凯女士在《中国的妇女与财产》一书中指出：“中国女性大多数是没有任何继承权的。”

1792年，早期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女权辩护》中，对女性的财产权利应等同于男性进行了阐释，后世的女权主义者进一步论述，如果没有财产权，女性将不可避免处于绝对弱势地位，成为依附于男性的附属品。

女性不得不依附于男性，这种状况在中国更为严重，中国女性几乎处于完全没有继承权的状况，没有权利，女性“被视作是社会的装饰品和婚姻交易中的财产”，在多数情况下，中国女性只是物品，根本不被当做人看，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描写的团圆媳妇儿，就遭遇了这种命运。

欧洲女性拥有财产继承权，其地位也因此远高于其他地方的女性，《欧洲中世纪妇女史》作者苏拉密斯·萨哈认为，欧洲妇女（尤其是贵族）相对东方拥有更好的地位，而这正是女权运动发生于欧洲，而非东方的重要原因。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即证明了她的独立，也讽刺了女性必须依靠男性的社会观念。

在中国，只有极少数女性获得了拥有财产的权利，娼妓即包含在内。中国娼妓拥有的财产权十分有限，但对传统社会中的女性而言，这点财产权已显得弥足珍贵了。

拥有部分财产权，能够将女性从不得不依附于男性的境遇中解放出来，洛克在《政府论》中明确提出“只有财产独立，才有人身独立的可能性。”卞玉京即是代表之一，它之所以能够离开教坊，成为独立生活的道人，与她在职业生涯中积累的财富密不可分，同样，杜十娘能怒沉百宝箱，也得益于其职业生涯能积累如此多的财富。

成为娼妓，固然生活凄惨，但却存在改变命运的机会，王书奴在《中国娼妓史》中记述，许多娼妓通过自己的职业生涯，为自己的养老和日后生活积累了财富。

娼妓所获得的财产权，也促进了其他妇女获取财产权，白凯在《中国的妇女与财产》中说：“寡妇逐渐的获取了财产的继承权。”从历史上的判例中我们可以发现，财产权利的给予正是建立在认同女性有能力支配财产的基础上，这种认同必定大量来自这些在社会上孤苦谋生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