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西北风”的兴起

　　1988年是流行音乐最为兴盛的一年。上半年刮起的“西北风”是10年来引人注目的一个高峰期。

　　“西北风”这一称谓来自《黄土高坡》中的词句“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指的是当时风行全国的北方民歌风的流行歌曲热。其代表性作品有《一无所有》、《信天游》、《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我心中的太阳》、《少年壮志不言愁》、《中华赞美诗》、《心愿》、《我们是黄河，我们是泰山》，以及电影《红高梁》插曲《妹妹曲》等。所谓“西北风”是因为上述部分作品采用了陕北民间音乐的音调，实际上也包括了一批以北方民间音乐素材为本的作品。

　　“西北风”还代表了自邓丽君以来的阴柔的演唱风格的转变。喊唱成为一种突出的演唱方法。孙国庆改编的《高楼万丈》不仅充分摇滚化了，而且也是“西北风”的重要曲目。

　　“西北风”在音乐观念上是对港台流行音乐、南方及中原音调为主的我国音乐创作现状、和前几年流行音乐界“阴盛阳衰”现象的一种逆反。它明显地引入了欧美摇滚思维，挖掘和汲取了我国北方音乐的巨大能量；内容具有批判意识，风格慷慨激昂，带有强烈的宣汇色彩；是刚刚萌生的乡土摇滚与传统民歌的折中。在中国流行音乐发展进程中是个很大的突破。

　　然而，“西北风”带有很大的过渡性。它本身所代表的观念并不稳定，畸形的繁荣难以持久。

　　由于“西北风”大量采用了交方音乐素材，形成向城市民歌的回归。另一个倾向是演唱上嘶喊的滥用。早期的喊唱大多是作品内容的需要。后来则成为一种商业化的手段，变为缺乏生命力的做作。1988起，“西北风”就逐渐被俚俗歌曲及港台引进版所取代。

　　（九）、“囚歌”、引进版与走向低谷

　　继“西北风”而起的俚俗歌曲风从“囚歌”开始。《囚歌》以一个劳改犯的自述为表现题材，用民间的俚俗小调为音乐包装。音像公司借一个被判刑的电影演员出狱之机将它推出，风格相似的盒带也大量上市，一时掀起热潮。于此前后，一批知青歌曲、盲流歌曲也纷纷制作出版。这些歌曲多表现思念亲人、惆怅、失意和怀旧的情绪。具有浓重的俚俗风格。在音乐上，由于大多出于业余作者之手，表现手法比较单一。作为赶浪潮、抢销售的盒带产品，商业化的粗制滥造又抹掉了这些作品本身所可能具备的特点。

　　苏芮和齐秦跨海而来，占领的是中学生市场，也得到很多青年的喜爱。其风行的原因除去明星崇拜外，还在于其摆脱了早期港台流行乐的模式，更多吸收了欧美现代摇滚乐的因素，音乐制作更加精细，也更贴切地表达了都市青少年的文化心态，因而如同琼瑶、席慕蓉作品的风行一样，受到了年轻一代的欢迎。

　　与此同时，崔健与ADO乐队的合作日益受到大学生的欢迎。1988年2月，他在北京中山音乐堂首次举办个人音乐会。其后又相继去大学校园演出，摇滚乐的影响遂日益扩大。

　　1988年底，臧云飞创作了《葡萄皮》盒带，销量惊人。其音乐属于城市民谣体，表现市民情趣，反映现实生活，其影响波及很大社会层面。

　　与此同时，一批庸俗低级的盒带借娱乐风上市，或用旧歌填词，或自行编配，曾在一小部分听众中流行。

　　1988年底，流行音乐的发展开始走入低谷。一方面，徐东蔚、郭峰、谷建芬先后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人民日报》海外版与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办“新时期10年金曲、1988年金星”评选，山西也于年底举办“新时期10年全国优秀歌曲”评选活动。这一系列活动说明内地流行音乐经过10发展已到了一个需要总结的阶段。另一方面，“西北风”之后，创作潮头明显减退，作者群进入了调整时期。最重要的是此时全国流行音乐市场陷入混乱局面。由于著作权法尚未制定，盗版之风盛行，创作积极性受到打击。大起大落的市场背景推出了刘欢、毛阿敏、韦唯、田震、蔡国庆、孙国庆、屠洪纲等一批歌星，但在当时条件下难以施展才华。“明星大走穴”成为全国文艺界的重大问题。金钱至上的错误观念使一部分人的道德水准下降，票房价值普遍低落，盒带积压。内地流行音乐起步时的种种隐患至此暴露无遗。

　　（十）、1989年，创作的寂寞和引进版的泛滥

　　1989年，内地流行音乐创作颇为寂寞。年初，仅有黄奇石作词刘诗召作曲的《爱的奉献》流行。春节晚会上有《山情》（陈洁明词、李海鹰曲）、《故乡是北京》（阎肃词、姚明曲）受到欢迎。谷建芬的《烛光星的妈妈》（李春莉、王健词）、《今天是你的生日》（韩静霉词）获得成功。而最有成就者则推张黎与徐沛东为电视连续剧《篱笆、女人和狗》创作的插曲《篱笆墙的影子》、《苦乐年华》。伍嘉冀和蒋开儒合作了《喊一声北大荒》。

　　音带出版方面，1989年颇不景气，但却可称为“引进版年”。大批台湾歌星的盒带正式引进，形成自邓丽君以来第二次港台歌曲输入的高潮。诸如王杰、童安格、姜育恒、张雨生、千百惠、“小虎队”、“红唇族”乃至谭咏麟、梅艳芳等等港台歌星均广受欢迎。填补了内地流行音乐创作不景气所造成的市场空白。

　　大型演唱会减少，大型比赛只有文化部在广东举办的全国优秀歌手选拔赛。可注意的活动有：

　　3月间奥地利“布鲁斯激浪”摇滚乐队来华演出。
　　3月，崔健与ADO乐队在北京举办“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音乐会。其后赴英法进行演出。
　　7月，广州“新空气”组合解承强、毕晓世、张全复举办“新空气摇滚音乐会”。
　　5月至10月，费翔举行巡回演出。
　　10月，谷建芬声乐培训中心承办第二届中国艺术节大型通俗歌曲演唱会。

　　此外，1989年间，“卡拉ＯＫ”这一新的娱乐形式引入，并迅速在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发展。由于其声像带多为港台作品，也加剧了港台引进版的风行。

　　尽管1989年整个流行乐坛的创作不甚景气，但许多作者已沉下心来做不同的尝试摸索，作品风格渐趋多样化。歌手中刘欢、毛阿敏、韦唯到了鼎盛期；范琳琳、那英、张强、朱哲琴、谢津等知名度渐高。听众的喜好也逐渐分化而形成不同的欣赏群。整体而论，流行音乐仍处于徘徊不定之中。

　　（十一）、1990·亚运之声，流行乐坛鼎足之势形成

　　1990年的流行音乐依然处于困境。摇滚乐的兴起，亚运歌曲的创作、港台音乐的继续风行是三个主要事件。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界新民歌、摇滚乐、流行乐三足鼎立之势已经形成。

　　摇滚乐的兴起是1990年流行乐领域第二引人注目的事件。

　　摇滚乐虽有一批成熟的听众，但由于语言、文化、音响设备等多方面的限制，欧美摇滚乐的传入受到相当影响，听众人数也有限。

　　前文已提到，1984、1985年间，北京一批摇滚乐爱好者已开始自己的演唱尝试。其时，王迪与丁武在一起制作简易的架子鼓和音箱。在京的外国留学生大卫·霍夫曼和埃迪等人组成“大陆乐队”（即“ADO”乐队的前身）；崔健、刘元等人组成了“七合板”乐队；严刚、孙国庆、李力、李季、臧天朔等人组织了“不倒翁”乐队。其间，日本电影《阿西门的街》，1985年美国“威猛”乐队的访华演出都起到了传播摇滚文化的作用，而大批欧美在华留学生更直接把摇滚音乐带到中国。

　　1986年初，崔健、刘元、埃迪、虞迸等人组成乐队，参加“孔雀杯”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未能入选；同年5月9日，崔健等参加了献给世界和平年，题为《让世界充满爱》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以一曲《一无所有》作为内地摇滚乐的开山之作传达给听众。

　　自1986年至1989年间，崔健与“ADO”乐队合作，相继推出一批作品，日益扩大了摇滚乐的影响。另一方面，摇滚作为一种广告用语，频繁出现于流行乐领域。特别在“西北风”时期，王迪、孙国庆、田震、崔健被合称“四大摇滚”；越来越多的尝试者开始从事摇滚乐的自娱演唱。1987年，窦唯、李彤等组成“黑豹”乐队；1989年，蔚华、高旗、营军等组成“呼吸”乐队；臧天朔、李力、程进、秦齐、金浩等组成“1989”乐队；王晓芳、肖楠、虞进、杨英组成“女子摇滚”乐队；刘义君、丁武、张炬等组成“唐朝”乐队；常宽等组成“状态”乐队；“ADO”乐队此时则有埃迪（马达加斯加）、布朗什（匈牙利）、刘元、张勇光等人加盟。在广州，解承强、毕晓世、张全复于1987年组成“新空气”组合，开始从事摇滚乐的创作。

　　1989年下半年，摇滚乐在北方获得很大发展，各乐队均尝试自行创作，并频繁举办各种“Party”——摇滚聚会。

　　1990年2月，“ADO”、“状态”、“呼吸”、“女子”、“唐朝”、“1989”六支乐队联合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1990现代音乐演唱会”，产生巨大反响。

　　1990年1月，广州“新空气”组合在上海举行“太阳神新空气上海演唱会”。

　　同年，上海摇滚乐也异军突起，聂钧、马鸿鳖、赵惠民、梁伟信组成“电熨斗”乐队；叶亏夫、周紫峰、郑南、毛文军组成“重点工程”乐队；黄志健、唐荣芳、胡昌建、夏薇青、陈林组成“太极光”乐队；戚彦、董晓声、柴勇、凌勇等组成“学士”乐队；金武林、张克威、罗汉、杨茹文组成“特混”乐队；姜小雨、徐风霞、戴鸿飞、王慧、郑蕾、郑群欣等组成“女子”乐队；并于7月29、30日在上海黄浦体育馆举办了“新开发’90上海现代演唱组首展”。

　　除上述组合外，侯牧人、张楚、王迪等也在从事个人摇滚音乐的创作。

　　这一时期的摇滚乐还没有完全进入市场，创作亦大体处于起步阶段。一些乐队采取与海外公司签约的方式展开活动，另一些乐队则热衷“走穴”，主要的活动方式仍是举办“Party”。乐队的分合重组相当频繁，新乐队在不断涌现。

　　1990年，第11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亚运歌曲的创作亦成为1989～1990年间流行音乐界的重要活动。

　　亚运歌曲经过多次征集。第一次较成功的作品是《走近我，走近你》（徐思萱词、士心曲）；第二次有《亚洲雄风》（张藜词、徐沛东曲）、《亚洲的太阳》（陈哲词、侯牧人曲），《黑头发，飘起来》（剑兵词、孟庆云曲）；第三次有《光荣与梦想》（晓光词、刘青曲）等。

　　1990年，港台版盒带引入的势头在年初略显回落，下半年引进风又起，其原因仍为创作跟不上造成的市场空虚。港台歌星在这一年相继来内地旅游、联谊或合作，参与演出与录音等活动。

　　1990年的一件大事是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音像市场的整顿有了法律依据。在著作权法于1991年6月1日正式生效以前，大连音像公司、大连电视台已于1990年10月21日就电视连续剧《辘轱·女人和井》的插曲专有使用权签订了为期４年的转让合同。依此合同，词曲作者共获得7万元的转让费。此举受到了国家版权局、新闻出版署、广播电影电视部等部门及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内地流行音乐发展10年，到1990年已可看到新民歌、抒情流行歌曲与摇滚三足鼎立的形成。至此，长期以来的混沌局面开始改观，创作风格的多样化和新的繁荣有了可能。

　　此外，1989至1990年间，内地流行乐作品已开始流向港台与东南亚各地。1989一无所有》和《血染的风采》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评比中名列前茅。港台地区的音像公司、词曲作者纷纷寻求与内地歌手及词曲作者合作。已有一些歌手与海外公司签约，也有一些作者应约写了作品。这是海内外流行乐交流中值得重视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