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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剧概述
来源: | 作者:sfeweb | 发布时间: 2009-04-08 | 8815 次浏览 | 分享到:

　　中国的戏曲艺术有着800年以上的历史，由南宋戏文、金元杂剧、明清传奇、近代地方小戏直到现代新戏曲，不断地发展蔓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批有进步思想的戏曲艺术家，对京剧的内容和演出形式进行改革，使之适应先时代的要求。曾经流行一时的时装新戏，乃是对中国戏曲进行改革的尝试。在旧剧改革和西方戏剧的双重影响下，20世纪初出现了学校演剧活动。1907年在东京由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同年在上海成立的春阳社、1909年天津南开学校剧团等所演的“新剧”，被认为是中国话剧发端的标志。春阳社于1908年上演的《迦茵小传》，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次成型的话剧演出。1910年以后新剧被称为“文明戏”，多是用幕表的形式，只有剧情大纲，由演员即兴编演。在这前后，这种戏剧形式还有“爱美剧”、“白话剧”等名称。1928年，戏剧家洪深提议把它定名为“话剧”，意在使之与中国戏曲、歌剧、舞剧、哑剧等相区别。

　　中国话剧只有约八、九十年的历史，它形成于20世纪初，在“五四”运动前后已臻成熟。此后，一般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分为现代当代两个时期。

　　中国现代戏剧以广泛吸收西方现代戏剧的众多流派为起点，在社会运动和革命斗争的浪潮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五四”作为中华民族一次强大的思想文化运动，使广泛介绍西方文化（包括文学、戏剧）成为历史的要求。由于社会改革的需要，中国文化界首先推崇、介绍的是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以翻译出版易卜生的剧作为前导，在20年代曾创作一批社会问题剧，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揭示现实的社会问题。在20年代，西方现代派戏剧也被介绍到中国，并对不少作家产生深重的影响，出现多种流派广泛探索的局面。宋春舫曾介绍过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未来主义的剧作和理论。田汉曾倾心于西方的新浪漫主义，他的早期作品有浓重的象征主义色彩。郭沫若曾特别推崇德国的表现主义剧作，他早期取材于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的剧作，也具有表现主义的特点。

　　从20年代末起，中国现代话剧的主潮是左翼戏剧运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中国话剧同中国现实革命斗争的联系更为自觉，更为紧密。由这时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中国话剧经历了左翼戏剧、国防戏剧、抗战戏剧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戏剧等阶段；中期包括国民党统治区和“孤岛”、沦陷区的戏剧活动，30年代苏区和工农红军的戏剧活动，以及由此发展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戏剧活动。在此20年上下，中国话剧运动波澜壮阔、斗争尖锐。继20年代崛起的田汉、郭沫若、洪深、阳翰笙、欧阳予倩、熊佛西、丁西林等第一代剧作家之后，又先后出现曹禺、夏衍、阿英、于伶、陈白尘、宋之的、石凌鹤、吴祖光、杨村彬、沈浮、王震之、胡可、李伯钊、杜烽、傅铎等优秀剧作家。他们的代表性作品构成了中国戏剧画廊的长卷，显示了现实主义主流的确立和成熟。他们的作品，以及外国优秀剧作的上演，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导演、演员和舞台美术家，促进了中国话剧舞台艺术的繁荣。

　　五四时期，在著名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下，一批反封建的青年学人创作出了《终身大事》、《卓文君》、《新人的生活》等很具影响的话剧作品。中国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是杰出的剧作家曹禹在30年代所创作的《雷雨》、《日出》和《原野》三部曲。这些剧作因其深邃的内涵和娴熟的技巧，被公认为是中国话剧的经典作品。与此同时，夏衍以《赛金花》和《上海屋檐下》等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话剧史上的重要地位。另外，田汉的《回春之曲》；洪深反映农村生活的《五奎桥》、《香稻米》、《青花潭》等三部曲，也是该时期中国话剧的鼎立之作。同期，洪深、应卫云、唐槐秋等一大批优秀导演和金山、赵丹、金焰、白杨等一大批优秀的演员也在中国话剧的成熟期脱颖而出。

　　2O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抗战救亡成为中国话剧的主要基调。这期间，《怒吼吧，中国》、《回声》、《放下你的鞭子》等以反抗侵略为主要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

　　40年代，成熟了的中国话剧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的剧作家和高水平的作品：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生的《天国春秋》；均是以史鉴今的优秀作品。曹禹的《北京人》；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陈白尘的《升官图》；老舍的《残雾》等，撑起了这一时期中国话剧的天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当代话剧的开始。无论是在话剧院、团建设、戏剧教育，还是创作与演出的各个方面，均给予大力扶持并成就可喜。《茶馆》是新中国话剧的一座丰碑；《关汉卿》是历史题材创作热潮的一个标志。此后，中国话剧又经历了约40年的极为曲折的历程。

　　1949—1966年这17年间，社会的解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安定的局面，为中国话剧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使其取得了历史上空前的普及和巨大发展。在此期间，曾涌现出一大批新的剧作家、导演、演员和舞台美术家，全国新创作和演出的剧目总数有数千之多，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风貌。1966—1976年的“十年浩劫”，使中国话剧走入了从未有过的衰败期。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话剧很快复兴，并出现了以“社会问题剧”为主潮的繁荣局面。

　　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浪潮冲击文学艺术流域，中国话剧创作演出中开始了多方位的探索。有些剧作家更着力于对戏剧内在意义的深化。有些剧作家则更着力于对戏剧外在形式的更新。话剧大胆吸收外来戏剧，特别是西方戏剧的优秀成果，在《枫叶红了的时候》、《丹心谱》、《于无声处》、《权与法》、《报春花》等剧作之后，出现了“探索剧”创作演出的热潮，从而拉开了新时期中国话剧革新与振兴的帷幕。如反映社会问题和具有探索精神的《狗儿爷涅》、《桑树坪纪事》等，均因其对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的深刻揭示而受到观众热烈欢迎。1986年以后，多方位探索已出现分股合流的趋势。与艺术实践中的探索相并行，戏剧理论研究与戏剧批评也出现空前活跃的局面，这是中国话剧在新时期发展的必然趋向，也是中国话剧将会出现新繁荣和发展的预示。

　　崛起于8O年代末，兴盛于90年代的中国小剧场运动，以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为排头兵，开启了中国小剧场运动的先河。在南京举行的中国第一届小剧场戏剧节，演出《童叟无欺》等15台剧目的同时，还展开了对小剧场戏剧美学特点及意义的探讨；'93中国小剧场戏剧展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演出了《留守女士》、《热线电话》等13台戏，有力地推动了小剧场戏剧的发展。9O年代末，小剧场运动的方兴未艾，一批年轻的导演和演员为之倾心投入，殚精竭力。《思凡》、《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坏话一条街》等剧目频频上演，仅北京一年便有十数场的创作及演出，专家誉之为是“小剧场话剧在撑起中国话剧的半壁江山”。

　　此外，当代的中国话剧在儿童剧、军旅戏剧和少数民族话剧及历史剧的开拓等领域中亦大有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