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圣人”，这是“法先王”观念的具体体现。中国古人认为在自然，天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在人世，先王、圣人是天的代言人，凡是先王、圣人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凡是先王、圣人做的，一切也都是正确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包括《周易》在内的重要文化现象的创作权都归之于圣人，主要目的就是要提高可信度。

第二，“神道”就是天道，就是天运行的规律，因为天道是看不到，摸不着，神秘的，故曰神道。“以神道”，就是用神道。

用神道的目的是“设教”，设置教化。在天借助神道；在人世借助先王、民心、公德；在个体借助德行约束君王的权利。这就是今天所说的笼子理论，把权利放到笼子里。《周易》的作者已经充分认识到没有约束的权利是制造腐败的温床。

第三，“讽谏”就是像风一样谏说。《毛诗序》解释风雅颂的“风”时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这话有助于对《周易》政治讽谏方法和目的的理解。

第四，“而天下服矣”是效果，这“天下”当中是包括天子的。《周易》最初主要是“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那么又可以说，这“天下”主要指的是掌权的“君子”。

《周易》既是宗教信仰的产物，也是政治教化的工具。《周易·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天道亏盈而益谦”，故“人道恶盈而好谦”；天道是有诚信的，人也要以诚信为本；大地之德是“直方大”，大人之德也是正直、端方、宏大。

儒家学者对《周易》的道德感悟与解说并不是凭空的。《周易》古经是用占卜的形式，由天道推论人道，儒家学者只是“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在由天道推论人道的论证方法与目的上是一致的，同样是先“格物致知”，了解天道；再由天道推论人道，“诚意、正心、修身”，是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然后再由道德修养转化为道德实践，“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德实践落实到具体的政治管理中，我们称之为德治观念。

《周易》不但在有关祭祀的卦爻辞中凸显了“德”性价值，在其他卦爻辞中也大量涉及主体修养、道德意识等问题。可以说，在《周易》中，靠反省自我，加强品德修养而转化祸福的观念是十分强烈的。《周易》每一卦阐述不同的情境，我们把每一卦阐述的主题叫卦德，比如《乾》卦说为君自强之道、《坤》卦说为臣顺承之道，等等。

有些卦则与人的心理行为有关，其中既有主体修养的因素，又有心理承受能力等问题，其中还涉及到身心关系等问题，但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主体因素起主要作用则是可以肯定的。《周易》中绝大多数卦都是讲主体实践的，而所有的卦都与主体实践有关。《周易》认为，主体的参与和实践活动，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不管这种作用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其进一步发展，必然摆脱占筮形式，直接由实践来说明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主体实践的意义被空前地提高了，它不仅仅是决定吉凶祸福的条件，而且是实现生命价值的根本途径。

现在有的人一提《周易》，就说是迷信。其实如果把这一部书放在它产生的时代背景中考察，你就会发现《周易》的道德观、德治观在中国思想史上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跃了。因为在《周易》产生之前，天命观具有绝对权威。一切“惟天为尊”，上天决定一切。《周易》古经当中已经凸显人的道德因素对事物吉凶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到了孔子的时代，道德的作用进一步得到重视，儒家更加重视个人道德修养的决定因素，认为“君子德行焉求福”。我们现在读《周易》，也同样更多是把它作为一种道德修养的著作来读解。

3.从《周易》产生的时代背景、文本内容看，《周易》是象数中包含着哲学义理

《周易》最初是不是一部讲普遍变化的哲学著作？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两个问题。

其一，从体例上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周易》古经上下篇，六十四卦的卦辞，三百八十六爻的爻辞；另一部分是《周易大传》十篇，也叫“十翼”，简称《易传》。

《易传》因相传为孔子所作而日益受到推崇，以至上升到“经”的高度，造成经传不分，卦辞、彖辞不分。西汉学者孟喜把“十翼”也统称为经文。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易经》十二篇。”师古注：“上下经及十翼。”后《易传》也成为科举明经科考试的内容，与经文平起并作，甚至可以说《易传》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逐渐超越经文的影响。

有学者说，《易经》是专指经文，《周易》则兼指经传，《易传》则专指“十翼”。其实，“周易”之名较“易经”更早出现，还没有《易传》时就已经出现了，而且“周易”、“易经”二名在实际使用中并没有明显区别。故后人所说《周易》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周易》单指《周易》古经，广义《周易》则包含《周易大传》。

其二，儒家解释《周易》的目的。《周易》出现时尚无儒家、道家，而后来的儒、道两家却可同释《周易》，都借解释《周易》发挥各自的义理，且都认为自己的解释才是《周易》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