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香港三级电影界《金瓶梅》热情从未减退，号称以《金瓶梅》为原型的三级电影，一个接连一个拍摄，以情色为卖点，吸引大众的关注。事实上三级电影对于原著的一再翻拍往往只是“挂羊头卖狗肉”，只不过借助《金瓶梅》制造噱头，将《金瓶梅》的色情内容不断放大，加以各种匪夷所思的演绎，久而久之，人们对于《金瓶梅》的关注，与名叫《金瓶梅》的情色电影混为一谈。

愈演愈烈的三级电影使《金瓶梅》陷入了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透过诉诸感官刺激的影像作品看原著，无异于带上了巨大的有“色”眼镜，自然除了“淫书”便再无其他。

“禁欲”曾长时间主导中国当代社会

中国人在性的问题上一向是讳莫如深，耻谈男女性事。

在古代中国，自宋代理学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以来，合理合法的性欲也被彻底打上了罪恶的标签。无论是坦荡直白的铺述，还是含蓄隐晦的暗示，都是缺乏道德的表征为世人唾弃。“万恶淫为首”成为全社会尊崇的信条。 “食、色性也”的先哲寓言，被道学家弃之不顾。此后，“性”的意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文学、戏剧、美术甚至诗歌中被扫荡一空。在此情形下，横空出世的《金瓶梅》自然无法被社会容忍，被所谓的正人君子视为下流和毒草。

建国初年，在阶级意志和革命伦理的的绑架下，无性是政治正确的选择。图为徐招兵油画作品

建国初年，在阶级意志和革命伦理的的绑架下，无性是政治正确的选择。任何欲望则被看成罪恶的渊薮。自然，作为欲望的一种，性是要被斗争和被清洁的。性仍是秘密和禁忌，谈论性仍是极大损害自己革命形象、会遭到唾弃的事情。在这种社会风气下，文艺作品中的性描绘更是被视为“资产阶级毒草”，需要彻底清扫。

改革开放30余年，国人的道德标准在中西观念的融合之下出现了裂变和异化。性，再也不是只能深藏于内心的蝇营狗苟，也不再成为道德高下的判断指标。但是，千百年来，拘泥于儒家文化的种种说教和限制，“非礼勿动，非礼勿听，非礼勿视”的教条依然让中国人始终在性的问题上放不开手脚，对我国的绝大多数人而言，仍然是持比较保守的性道德观念和性行为态度。无法理性看待、客观评价《金瓶梅》中关于性的描写，正是这种尚未完全解除的性禁忌的表现。

明清社会专制 性泛滥但禁止谈性

《金瓶梅》诞生的明代，专制达到新的高峰，其继承者清朝，将中央集权发展到极致。明清的皇帝们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掌控也更为严苛，对性的压抑和禁忌达到了顶峰。

明清正统的性爱观就是运用程朱理学思想去分析评价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性爱现象，推行一种合乎程朱理学思想的性爱道德，性行为完全为道德和繁衍后代服务而丧失了其他的功能。明朝规定寡妇30岁以上如不再嫁的话，就被列为贞女、烈女，政府给立牌坊，获得这项“殊荣”的女性人数达到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有36000人，到了清代，这一人数达到100万之多，反观程朱理学诞生的宋朝仅560人。

从顺治到同治年间，更先后颁布了十几次法令，在全国各地查禁销毁各种淫词小说。譬如《烧杀贾宝玉》里的江苏巡抚丁雨生，根据史籍所载，他所查禁的诲淫小说计有二百六十八种，连《红楼梦》都包括在内。

有趣的是，如此严苛性道德下的明清社会，却充满了纵欲的色彩和扭曲的性。

在明代，妓女成为江南风情的重要部分，南京秦淮河的灯船和河房声色流溢。图为秦淮河风光

娼妓业在明清极度发达，谢肇淛说：“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穷州僻邑，在在有之。”妓女成为江南风情的重要部分，南京秦淮河的灯船和河房声色流溢，文人名士与名妓的浪漫关系被传为佳话。晚明文人不仅好狎妓，又好娈童成风，甚至有所谓的男院，其中的男妓专门以卖淫为业。流行房中术和药石秘术在社会上秘密流传，使用春药已经蔚然成风。明代中期后的皇帝明宪宗、武宗、世宗沉迷于房中秘术，甚至有野史称政治强人张居正便因服用春药过多而死。

色情文艺在明清极度繁荣。以色情描写为主要内容的艳情小说大批出现，如《肉蒲团》，《浪史》，《如意君传》，《痴婆子传》，等没多少情节，几乎全床上描述。文人名士喜创作春宫画，各种生活用品上皆画有房中行乐图。具有极高知名度的唐伯虎，也以春宫画的创作者。

由此观之，虚伪的道德和强行的压制是无法扼杀人的欲望的，在强力的压迫下，对性的渴望和追求只会日益膨胀。

被阉割的不止是性 还有个体的独立

佛洛依德说：“凡是人类所做的事情，皆源于两种动机：人性的冲动和成为伟人的欲望。”正是千万个个体追求发挥最大潜能的欲望，促使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而欲望是个性的组成部分，压抑人欲，是对人性和本能的否定，也是对个性的扼杀和个体发展的制约。专制社会之所竭尽所能，压制正常的欲望，是源于对个性解放和个体独立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