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灵魂里面也住着一个回不去的奥德赛

流亡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维度，一种独特的话语形式，以至一种人的生存方式或临界处境。流亡在中国的表现无处不在，马悦然在为一批中国流亡作家精神状态画像时写道：“流亡通常是高高在上的当权者强加在作家头上的。在中国历史上，有些作家，比如传奇的诗人屈原，为了表明自己的高洁和清白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还有些作家，比如柳宗元、韩愈和苏东坡，以坦荡胸怀接受‘流亡’的命运，而继续创作出有永恒价值的文学作品。还有伟大的学者顾炎武，以及杰出的画家八大山人，选择内在的精神流亡，使自己能够继续著述和艺术创造，对有些作家来说，流亡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索尔仁尼琴终结一个时代：20世纪的流亡作家们

有特殊的境遇造成特殊的“流亡文学”属性，它是反映人格光亮和人性尊严的，它赋予作品苦难深重与英雄骑士双重气质，流亡文学是代表时代真声的，它因为要连同作者流亡，就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观所在，它让极权统治者恐惧这种“真声”的核裂变力量，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所有人都被关在一个铁屋子里，万万不可让他们找到窗户。这正是专制者需要的情景。流亡者总是会心怀故土而难以割舍，他们在鞭挞专制的同时，无时无刻不在希冀着故土的召唤，“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但是当他们的文字檄文昭示天下之后，才发现故土早已面目全非，每个人都已经是“回不去的奥德赛”，只能继续流放自我或者选择一个更为决绝的方式。

远离宫廷和原有的体制，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屈原流浪行吟于沅、湘流域，政治的郁结完全转化成了一篇篇美妙的诗歌，在这里面他不但创造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文体，也让自己的人格完成了最终的飞跃。屈原身上，这种属性为后世确立了一个范本：进入仕途，因为异见遭流亡，人格砥砺，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超越时空的知识分子光辉。

流亡（流放）时期的屈原不再是专制体制的一个有机部分，甚至消失在正常的社会生活的视域之外。作为自由的平民知识分子和精神的漂泊者，他以诗歌为武器，傲视权贵，指摘楚王，追慕圣人，张扬自由个性，挥洒不羁才情，政治上的落魄失意以及与权力中心的距离使屈原拥有了一种独具的批判和反思的立场，他性格中的愤激和孤傲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了顶峰。在楚辞中的《渔夫》里，渔夫以为真正的圣人总是隐世自全、明哲保身，而难以理解屈原为何不愿随波逐流、随遇而安。屈原的回答是“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他对这个充满污秽的世界从根本上持否定态度，故当秦兵攻陷郢都，本已陷入极度失望的屈原惟有死路一条——以死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最后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