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娼妓为底层女性改变身份提供了可能

根据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论述，传统社会中娼妓大多数来自同一阶层——女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奴婢阶层。

传统社会中，奴婢的社会地位并不比娼妓高。褚赣生在《中国奴婢史》中说，奴婢，尤其女奴，想要解除主仆关系十分困难，《汉书》中有“钱十万准赎身”的说法，这笔巨额支出对女奴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女奴赎身困难，在主人家中的地位也十分低下。

普通女性沦为娼妓，自然是十分悲惨的遭遇，但如果考虑到当时奴婢们的生活状况，似乎就没那么难以接受了。据《仙居县志》记载，女奴没有婚配的权利，“年三四十，犹不知正夫妇之伦”。即便可以结婚，结婚对象也是“听任主人分配”。而且现实情况往往比这还要残酷，即便到了清朝，虐待女奴的现象也十分普遍，《清稗类钞》对这类现象有详实记载。

相比较而言，教坊之中的女子生活要好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奴婢，尽管娼妓中也存在大量凄惨的遭遇。身处教坊之中的女子，至少可以获得改变身份的可能，白居易在《琵琶行》中记载了一位“名列教坊第一名”的女子“老大嫁作商人妇”的故事，白居易以同情的笔调记述了这个故事，但与此同时，白居易却蓄养家奴，要求朋友的家妓为其殉情，显然在白居易看来，这些家妓（奴婢）只是玩物。

白居易虽在《琵琶行》表达了他对妓女的同情，但仍视自己的奴婢为玩物。

如《琵琶行》所描述的一样，娼妓中的知名者更容易获得改变生活的可能，乃至选择自己的丈夫，历史上最著名的秦淮八艳，可以看作是她们对自己的身份定位。

据《唐代社会史》记载，娼妓有机会提升自己在教坊中的排名，从而改善自身地位，从唐代开始，在小范围内就有遴选优秀娼妓作为花魁的习俗。获得花魁则意味着可以同士大夫交往，这对当时的普通女性而言都是十分困难的。尽管花魁数量极为有限，但这为仍未处于桎梏中的女性提供了改变身份的可能。

必须指出，传统社会中，不止奴婢，绝大多数女性都没有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她们被“如同商品一样出售出去”（据陈顾远《中国婚姻史》）。从这个角度而言，娼妓至少获得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尽管这种机会少得可怜，多数情况下还要借助男人的力量。这中可能也促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一批著名妓女——李香君、杜十娘、傅彩云……她们也成为第一代试图自我解放的女性的榜样。

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财产权的缺失正是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重要因素。白凯女士在《中国的妇女与财产》一书中指出：“中国女性大多数是没有任何继承权的。”

1792年，早期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女权辩护》中，对女性的财产权利应等同于男性进行了阐释，后世的女权主义者进一步论述，如果没有财产权，女性将不可避免处于绝对弱势地位，成为依附于男性的附属品。

女性不得不依附于男性，这种状况在中国更为严重，中国女性几乎处于完全没有继承权的状况，没有权利，女性“被视作是社会的装饰品和婚姻交易中的财产”，在多数情况下，中国女性只是物品，根本不被当做人看，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描写的团圆媳妇儿，就遭遇了这种命运。

欧洲女性拥有财产继承权，其地位也因此远高于其他地方的女性，《欧洲中世纪妇女史》作者苏拉密斯·萨哈认为，欧洲妇女（尤其是贵族）相对东方拥有更好的地位，而这正是女权运动发生于欧洲，而非东方的重要原因。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即证明了她的独立，也讽刺了女性必须依靠男性的社会观念。

在中国，只有极少数女性获得了拥有财产的权利，娼妓即包含在内。中国娼妓拥有的财产权十分有限，但对传统社会中的女性而言，这点财产权已显得弥足珍贵了。

拥有部分财产权，能够将女性从不得不依附于男性的境遇中解放出来，洛克在《政府论》中明确提出“只有财产独立，才有人身独立的可能性。”卞玉京即是代表之一，它之所以能够离开教坊，成为独立生活的道人，与她在职业生涯中积累的财富密不可分，同样，杜十娘能怒沉百宝箱，也得益于其职业生涯能积累如此多的财富。

成为娼妓，固然生活凄惨，但却存在改变命运的机会，王书奴在《中国娼妓史》中记述，许多娼妓通过自己的职业生涯，为自己的养老和日后生活积累了财富。

娼妓所获得的财产权，也促进了其他妇女获取财产权，白凯在《中国的妇女与财产》中说：“寡妇逐渐的获取了财产的继承权。”从历史上的判例中我们可以发现，财产权利的给予正是建立在认同女性有能力支配财产的基础上，这种认同必定大量来自这些在社会上孤苦谋生的女性。